书本也参战:二战时美国士兵的另类武器

  看黄裳先生的《关于美国兵》一书时,对二战时美军军中的图书供应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他担任美军随军翻译,转战滇缅。抗战胜利后,他根据亲身见闻,写成这本书,轰动一时。在黄裳笔下,战场上的美军战士精神食粮之丰盛,令人咋舌。战士们不但有《生活》、《时代》、《展望》、《纽约客》、《新共和》、《地理旅行杂志》、《美国摄影杂志》、《老爷》等杂志,战士还办有自己的报纸,可以在报纸上批评上峰。军中更有形形色色的书籍,包括奥尼尔的戏曲集,狄更斯的小说,“纽约客派”作家的散文等。

  烽火连天的战时,这么丰富的供应是怎么做到的?当时未及细想,后来看到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检察官茉莉·戈波提尔·曼宁对战时美军图书供应的研究,才对事情全貌有了了解。原来,美国二战期间军队中的图书供应是一个传奇,整个二战期间,战时书籍委员会与军方合作,共将一亿两千万册“战士版”图书输送给前线士兵,书写了出版史上最为动人却已被遗忘的篇章。

  “战士版”图书帮助美军士兵提振士气,克服战争的恐惧、无聊,深受战士们的欢迎,以至于有士兵开玩笑说,士兵“屁股口袋若没有塞本书的话,应视同服装不整!”而诺曼底登陆前,艾森豪威尔将军为100万册战士版图书能否及时到达军中而忧心忡忡,更彰显图书对美军的意义。

  书本在战时进入美军部队,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以二战时规模最为盛大。

  早在南北战争时期,一些自愿组织便搜集旧书送给在战场上厮杀的战士们,甚至有宗教机构自己印书,如基督教长老教会就印有《军用口袋书》等书。此时的图书毫无分配计划可言,因得不到作战部的支持,士兵是否能收到书只能凭运气。不过,送抵战场的书备受珍惜。南北战争的老兵荷马·史普拉格在内战结束五十年后仍坚称:“战场上的士兵很渴望读点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军书籍服务有了长足的进步。红字会、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哥伦布骑士会、犹太人福利委会、救世军、美国图书馆协会等民间团体,共同肩负起募集图书供给军队的任务。这些团体的工作深受士兵欢迎,有军官表示,书本“让我们的士兵以及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他国士兵,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并且激发出“神奇的美国部队魂。”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研究指出,书本具有治愈作用。那些疲于战斗、沮丧而力竭的战斗单位,经过书本的治愈而活了下来。书本能帮助人们更平顺地度过他们所承受的不幸和困难。随军心理医师也同意,书本可以转变心情,缓减战争带来的焦虑和紧张。阅读不但能够提振士气、缓和冲击,并且可以避免精神崩溃的发生。士兵从书中萃取勇气、希望、决心、自我和其他情操,填补了战争造成的空虚。

  对于士兵来说,书本还有特殊的意义。尽管他们被训练来杀人,并且在前线得面对残暴的行为,但如少校托马斯·马绍尔·斯波尔丁所说,书本的出现似乎验证了“我军的成员依然是人类。”

  有了上述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战部队决定让书籍成为训练营的必备品。1922年,作战部队设立了军队图书馆服务部门,专门维护当时美国陆军驻扎地所拥有的228间图书馆。但是,随着承平日久,却陷入无人打理、买书预算遭削减的窘境,图书馆里最多的是过时的教科书,现代畅销书却没几本。新的军营不要说书籍了,连图书馆都没有。

  这种情况很快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前遭遇挑战。二战后期,美国正式参战,新一代的美军士兵很快出现士气问题。1942年的早春,美国军舰在大西洋、北极圈、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作战,而美国的地面部队则驻扎在南美洲、格陵兰、冰岛、不列颠群岛、中东、非洲、澳洲和一些太平洋岛屿。美国参加二战的主力部队主要是由平民军人,即一群直到珍珠港攻击事件发生后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的平民百姓所组成的。这群毫无准备且无所知的人,陷入了一种混杂困苦、疲惫、无聊与惧怕的情境。不打仗时,是漫长的无聊时光。战役一开始,死亡的阴影则笼罩一切,挥之不去。“早上才一起用餐,到了晚餐时却说他已经葬了”的情景,屡见不鲜。无论是陆海空战士,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受到极大伤害。

  此时,书籍成为美军士兵用来减轻战场中的精神压力与负担的最可靠消遣。相比于纸牌游戏、益智游戏、偶尔的运动比赛这些需要人数与精力的娱乐,书本这种最容易亲近且普及化的娱乐形式受到战士们的欢迎。

  书本成了美国士兵战时最重要的装备,还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对待书籍的疯狂举动有关。

  1933年3月10日,德国柏林爆发大规模焚书事件。熊熊火光与欢声连连中,那些被控会“伤及德国精神”的书籍,包括卡尔·马克思、厄普顿·辛克莱、杰克·伦敦、亨利希·曼、海伦·凯勒、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等人的书化为灰烬,印刷机的发明地可悲地成为书籍的墓地。

  1939年,纳粹禁止了18种类型的书籍,总共有4175本,涵盖了565名作者,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二战爆发后,在被德国入侵的国家,图书馆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改造的对象。纳粹在东欧共焚烧了957座图书馆,销毁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半数书籍,以及俄罗斯5500万册的图书。被占领的国家中能够继续营业的一些图书馆,基本上只服从纳粹议题。波兰的图书馆被按照德国版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改造,所有纳粹认为不具价值的东西均被移除,并增添了纳粹认证过的文学藏书。荷兰图书馆为了让大众加深对德国各项成就的印象,图书馆开始陈列德国近代著作。在战败的法国,纳粹颁布了所谓的《伯恩哈德名单》,明订出140本,连同后来公布的较完整的名单,被禁之书总数达到1400本。巴黎的许多图书馆直接遭到关闭。

  对于希特勒与纳粹德国的文化攻击,美国报纸持续予以揭露。反法西斯阵线逐渐认识到,这场战争变成了双前线或二维的战争,也即分别发生在沙场与图书馆的战争。希特勒不仅要歼灭军队,还要摧毁民主与自由思想,这就是“全面战”的含义。

  美国图书馆业者开始讨论如何保护美国人心,以对抗德国一波波的无形思想攻击。他们总结道,书籍本身就是最佳的武器和盔甲。只要美国人多阅读,就能稀释德国宣传工具的效果,并与其烧书行径形成极大的反差。一位图书馆从业者说:“倘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能唤起数百万人为了偏执、压迫和仇恨而战,难道就找不出几本书来唤醒另外数百万人去对抗他们吗?”

  与此同时,由《纽约时报》职员乔治·奥克斯与普特南森出版公司的宣传部主管查尔斯·布铁尔发起成立的战时书籍委员会,对书籍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更明确、坚定的认识。该委员会起草的《书与战争》一文中说:“战争迄今为止所采用的最厉害的单一武器,并不是一架飞机、一颗炸弹或一部重型坦克——而是《我的奋斗》。”是这本书,使得一个很高教育程度的国家“烧毁了那些伟大,能让人永保自由之心的书籍。”

  文章鲜明地说,这场战争是书的战争,书是武器。如果美国志在追求胜利与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比敌人所知所想的更多、更深入。”

  1943年初,战时书籍委员会与美国各大出版公司已经海军与陆军部合作,创造出被誉为美国出版史上革命性的书籍革新成果——“战士版”书。

  所谓战士版书,是战时书籍委员会从市场上已经出版的书中筛选出适合战士阅读的书籍,按照特定尺寸印制出来,然后以成本价卖给美国军队。每本书,书籍委员会向原出版公司支付一分钱版税,这一分钱版税由出版公司与作者对半分。

  战士版书有两种尺寸:较大的为六又二分之一乘四又二分之一英寸,这一尺寸与摆在杂货店的大众市场版平装书相同;而较小的战士版书为五又二分之一乘三又八分之三英寸。

  最大的战士版书只有四分之三英寸厚,而最小的则少于八分之一英寸的厚度。这种尺寸并不是任意制定出来的。战时书籍委员会在研究了制式军服口袋的维度后才确定下来:较大本的战士版书能够装入士兵的裤袋,同时较小本的也塞得进上衣口袋。就连最长的战士版书,亦即长达512页的书籍,也可以塞进后口袋。较小者的尺寸基本只有一个钱包的大小,前线士兵能在瞬间将这么一本书收好或拿出来。

  战前,精装书在美国图书市场上占压倒性优势,平装书的市场很小。1940年代,一本标准小型精装书的尺寸为五乘八英寸,可以厚达两英寸。因此,战时书籍委员会设计出来的缩小了尺寸的战士版书,没有一家印书厂能够印制。书籍委员会向杂志印刷厂求助,因为这些印刷厂的用纸比一般精装书的纸张薄,可确保战士版书的轻薄要求。这些印厂的平装版封面、小尺寸和轻如羽毛的内页,使战士版书的重量约莫只有精装本书的五分之一或者更轻。

  考虑到紧张的战况与照明条件都不利于阅读,书籍委员会制作出的都是不伤眼睛的书籍,也即采用与一般精装书有别的双栏文字,因为疲于战斗的战士们喜欢阅读较短行的排版方式。

  战士版书的制作成本非常低,初期每一册只需略多于7分钱,由于它们是如此轰动和受欢迎,每年都有数百万册的追加要求,因此印制成本降低到了5.9分钱一册。

  军队对书籍的胃口之大令人吃惊。战士版书企划初期,陆军和海军要求书籍委员会每月提供50种书,每种5万册,总计250万册书。其中80%分配给陆军,其余给海军。

  选书程序分三个步骤。首先由出版商从出版书目中跳出士兵们会感兴趣的书籍,接着是第二步,将这些书交给一个没有出版商参与的读者员工群讨论。他们会针对每本书的优缺点提出意见,借此缩减选书范围。第三步,是由代表陆军的特罗特曼中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专业毕业)和海军图书馆部门主管伊莎贝尔·杜波依来做最后的定夺。

  选书的标准,最主要的就是多样化。力求每一期都能涵盖各类书籍,以期当中总有一本能得到某个士兵的青睐。最受欢迎的文类首推当代小说,其次依次为历史小说、推理小说、幽默集和西部小说。其他类型还包括冒险故事、传记、古典小说、漫画、历史、时事、奇幻冒险、音乐、自然、诗词、科学、海洋与海军的故事、自助与励志书籍、短篇小说集和旅游书。

  到达战士手上的战士版书,在人类厮杀的残酷战场上,开放出和平年代里无法想象的奇异花朵。当时的许多知名报刊记录了战士版书深受战士们欢迎的情景。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些书籍成捆地由飞机运往安济奥的滩头。就在日本的残存部队在塔拉瓦环礁被歼灭过后没几天,便有书籍发送到那里的海军陆战队员手中。它们用降落伞空投到太平洋孤岛上的前哨部队,并大量发送至世界各处位于作战区后方的医院,并分送给正要搭船前往海外服役的士官兵们。”

  《先驱论坛报》的专门写“与书相关”的专栏记者路易斯·根内特作为战地记者,其意见备受书籍委员会的重视。他告诉委员会:“从英国的医院,从诺曼底的黑人部队,以及······陆军占领的布雷斯特,到处都是你们的书。在前线和部队后方、在吉普车上、在医药箱里、在飞机上、在基地中······”他说,书本在这些单位不仅四处可见,而且受欢迎的程度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是闲暇时,士兵们随时随地都在阅读。

  《纽约客》记者格莱塔·帕尔迈惊讶地发现,一名士兵可以在卡萨布兰卡的旅馆挑一本战士版书,带着它上飞机,再将它留在马赛的一家医院给其他病人阅读。她观察到这本书的版式“很适合医院的病患:它们是我所有见过的书籍当中唯一能让平躺着的病患舒适阅读的书。”帕尔迈在战地采访时曾住院两次,她个人非常感激在疗养时能有战士版书作伴:“如果这不是怕僭越的话,我真想代表士兵们说声谢谢,但至少我可以代表自己,感谢你们为我所带来的无数欢乐时光。”

  战士们对战士版书的喜欢,更多地抒发给书籍的作者们。许多作者接到了来自前线的士兵们的信,这些信有的表达感激,有的倾述心声,其中,《布鲁克林有棵树》的作者贝蒂·史密斯接到了最多的战士来信,她平均每天能收到4封战士来信,整个战时,共收到1500多封来信。这些信从世界各地写来,感谢她的书带给他们的一切,而史密斯多数都做了回复。

  “当我第一次拿起你的书时,正是我最感沮丧、伤感的时刻。就如那些男孩们说的,”一位中士在写给史密斯的信上说道。但当他读了《布鲁克林有棵树》,“我的精神好到最后我发现自己竟然能随着书中许多的有趣角色低声轻笑了起来。”

  一名在陆军航空队服役的士兵则说史密斯的书“让人想家”,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家。”

  一名住在医院的伤兵在信中写道,对他而言,史密斯的书是“终止紧张的快乐源泉”,因为书让他想起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快乐童年。

  类似的表达像洪水一样,无声地从战场上涌回美国。写这些信的大男孩们,无时无刻不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之下。因此,这些文字,也构成了人类珍贵的战争文本,如果能与作者们的回信一道整理出版,相信将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美军高级将领们对战士版书的作用也高度重视,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夕,他非常担心一百万册战士版书不能如期到达,以缓解战士们的紧张情绪,提振士气。

  奥马哈海滩登陆行动是二战期间美军伤亡极为惨重的战役。第一波抵达奥马哈的步兵登陆艇的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没有人下得了海滩。在进攻的头24小时,就有1465名士兵阵亡、3184名受伤,1928名失踪。许多士兵都被炮弹吓到动弹不得,根本无法前进到安全的地方。而躲过死亡弹幕,抵达海滩尽头峭壁掩体的士兵也大多在过程中负了伤。由于已经无路可走,他们那满是伤痕的身体扑倒在沙滩上,等待医务兵的到来。

  “不过我想许多那天稍后爬上海滩的人,绝忘不了伤重士兵撑在峭壁底部看书的那个情景。”研究战士版书的茉莉·戈波提尔·曼宁在《书本也参战》一书中这样写道。

  根据曼宁的研究,共有超过一亿册的书籍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除了焚毁的外,还包括因空袭和爆炸毁坏的书籍。但是,经过战时书籍委员会的努力,有超过一亿两千三百万的战士版书被印制出来。再加上胜利募书运动募集的图书,发送给美国武装军人的书比希特勒销毁的还多。

  “当希特勒发动全面战争,美国不仅以士兵和子弹打了回去,还以书反击。虽然现代战争少不了新式武器——从飞机到,但经证实,书才是最难对付的武器。”曼宁如是说。

  一般来说,当人们肯定美国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时,都极力赞扬二战对提高美国妇女地位的作用,认为二战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又一个转折点和“春天”。然而,同样存在的事实是,传统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制度并没有在二战中消失,性别歧视现象与妇女对二战的贡献相伴而行。其实,妇女作用的彰显和地位的改善只是战争的间接结果,战争的本质从来不是以改善女性地位为目的。

  自古以来战争都被认为是男性较量的场所,所谓“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传统长期将美国妇女排斥在战场之外。所以,在二战前的美国历次战争中,妇女从未被国家征召入伍。然而,战争所拥有的政治意义会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包括女性)的爱国主义激情。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参战后,美国妇女立即以女公民的身份,公开提出为国家效力、参军入伍的请求。经过艰难斗争,国会终于在1942年5月通过了建立陆军妇女辅助军团的法案。美国妇女首次以准军人身份进入所有需要并适合女兵担任的“军职专业”岗位。1943年7月,国会又通过了建立陆军妇女军团的法案。从此,妇女获得了陆军部队真正的军人身份。这标志着妇女传统性别角色的转换。

  妇女一旦占领陆军这个滩头堡,其他军种也向妇女敞开大门。1942年7月,海军建立了妇女自愿紧急服务队;11月,海岸警卫妇女预备队产生。1943年2月,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妇女预备队;8月,创立陆军妇女航空队。除了陆军妇女航空队始终保持平民性质外,其余组织都成了真正的军队。此外,二战前就已经存在的陆军护士军团和海军护士军团也被接纳为军队的一部分。起初女兵在国内服役,随着战事需要,她们被派往海外。大部分被派往欧洲战场,其次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然后是在北非、东南亚、中缅印、中东、加拿大、波多黎各等地服役。虽然她们并没有作战指挥,只是协助军队做勤务工作,但是却在如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一,后勤保障。由于男兵被大量调往战场,女兵就用来填补空缺的文职工作、后勤工作和预备役,以解决人力的匮乏,结果女兵囊括了几乎所有非战斗性的工作岗位。无论何种工作,她们都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第二,救死扶伤。女兵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护理伤员。美国二战时期的护士女兵人数众多,她们常常冒着敌军炮火坚持手术,每天工作10~12小时。“从北非到诺曼底和安齐奥都有护士在滩头阵地进行救护工作。”“她们忍受了无情的轰炸、炮击、海上鱼雷的攻击”,有255名女兵英勇牺牲。女兵完成了男兵不能胜任而战争不可或缺的工作。故而有人说,仅海军妇女队的力量就相当于10架飞机、10艘战舰、50艘驱逐舰和28艘巡洋舰。

  应该说,参军参战只是少数妇女支援战争的方式,大多数妇女是在后方以从事工业生产和其他职业的方式为二战效力。二战前,美国妇女职业已经取得很大发展,但是主流价值观仍然认为妇女的位置是家庭,已婚妇女不应外出工作。一般高薪技术职业和重工业部门都拒绝录用妇女。然而,随着战争对战略物资的需求猛增和上百万男子应征入伍,劳动力短缺,急剧膨胀的工业生产在吸纳了几乎所有能工作的男子后,发现不得不雇佣妇女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在爱国的号召和高薪的吸引下,成千上万的妇女走出家庭,被迅速推进了劳动力市场,制造了美国妇女史无前例的就业规模。在整个二战期间,有600万妇女首次参加工作,就业妇女总数达到近2000万。妇女劳动力从1940—1945年增加了50%,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由25%上升到36%。她们不仅占据着传统的女性职业领域(服务业、轻工业、初等教育),而且进入了传统男性职业领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进入白领职业领域。据统计,1940年至1945年,约100万妇女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工作,女职员比男职员增长快4倍,联邦政府的女雇员达到了38%。同时,各生产企业也增加了对文秘和管理人员的需求,有教育背景的妇女被大量雇佣。第二,进入重工业部门。最突出的是交通运输业,女工在工人中的比例从1940年的5.7%增长到1944年的24.4%。其中,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最典型。战前造船业不雇佣女工,到1944年女工比例已达到10%。飞机制造业几乎变成了“妇女的领域”。新职业领域的开辟不仅改变了妇女职业结构,由低层次职业(低薪非熟练工作)转向高层次职业(高薪熟练工作),而且也改变了女性劳动力的构成。由于未婚妇女不足以支撑生产,政府和工厂不得不打破传统大量雇佣已婚妇女,并最终取代未婚妇女成为职业妇女的主体。妇女支撑着整个制造业生产,她们每天延长工作时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生产记录。此外,妇女们还自发在后方以其他方式来支援战争。她们积极自愿加入红十字会,做各种服务工作。

  美国妇女对二战的贡献向社会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实现了性别角色的转换:由家庭妇女转为职业妇女,由女性职业转向男性职业,并从事实上证明了战争无法让女人走开。然而,这并非战争本意。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的特殊形式。而政治历来为男性所主宰,他们是战争的主导者和主要承担者,女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战争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女性需要放弃自己的利益以助手身份去协助男性赢得战争胜利。其结果,不仅无法废除男性的特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反而保卫和巩固了男性的政治地位与统治现状。与此同时,我们又会看到,女性对战争的参与常常发生性别角色转变的“意外现象”,而这又违背了男性的初衷。作为战争主宰的男性似乎处于一个矛盾境地:既在客观上需要妇女,又从主观上排斥妇女。于是,在战时美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是美国官方和主流社会积极动员妇女参军参战,走出家庭承担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在行动中实行性别歧视。有大量事实显示,美国政府利用报刊、杂志、广告、海报、宣传册子、文学作品、电影等各种新闻媒体来动员妇女担当女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将妇女的一切工作都赋予爱国主义的意义,以此传播“工作的妇女越多,我们获胜就越快”。但妇女性别角色的改变只是暂时现象。实际上,当他们号召妇女参战和从业的时候,就一再强调妇女地位的暂时性,并向人们保证,非常时期一结束,妇女自然会回归传统角色。为此,一些企业有意识地雇佣军人的妻子来代替她们出征丈夫的工作,以便于战后她们心甘情愿地把工作交给自己的丈夫。显然,这样的主观意识必然带来性别歧视的行为。所以,在妇女参军从业的时候,各种性别歧视现象就不断涌现。例如,为了男飞行员的利益拒绝授予女飞行员军人资格;男兵蔑视女兵;陆军女兵的最高军衔只能是上校等。在工作中,同工不同酬,女性与男性相比没有同等的提升机会。女工接受的职业技术训练比男工少,特别是黑人妇女基本被排斥在较高层次的工作之外,她们遭到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

  虽然妇女利用战争的非常时期打破了性别分离的劳动模式,获得了公众对妇女就业和参军的赞同,但这仅限于战时。战后伴随人们恢复和平局面的希望,常常出现回归传统的思潮,即“妇女回家去”的现象。因此,战争从本质上无法真正有效地提高妇女权利和地位。但是,就妇女突破女性角色、进入男性领域来说,战争又在客观上间接改善了妇女地位。妇女对新职业的体验的确有助于战后妇女对权利的追求。